厢

军队的左、右厢，原为左、右翼之意。唐初李靖兵法说，“诸大将出征，且约授兵二万人，即分为七军”，“中军四千人”，“左，右虞候各一军，每军务二千八百人”，“左、右〔两〕厢各二军，〔每〕军务二千六百人”(《通典》卷148，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6)。唐玄宗时，王忠嗣攻击突厥，“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，右厢未下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5)，将突厥分左、右厢，亦是左、右翼之意。故南宋末王应麟说：“左、右厢起于唐，本用李靖兵法，诸军各分左，右厢统之。”(《玉海》卷139)他指出了军队左、右厢的起源，却没有注意左，右厢含意的变化。大致自中唐以降，左、右厢已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，却又仍然保持了左、右翼的原意。[《旧五代史》卷114《周世宗纪》载高平之战，“乃令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，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、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”，这是将东厢作右翼，西厢作左翼。宋仁宗时的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2《讲武》照抄唐朝军队操练布阵的情况，说：“左、右厢各为三军，上军在北，中军次之，下军在南，东西相向，中间相去容三百步。”这些都是左、右厢仍可作左、右翼的例证。]唐肃宗至德二载(757)，“择善骑射者千人为殿前射生手，分左、右厢，号曰英武军’，(《资治通鉴》卷220，《新唐书》卷50《兵志》)，殿前射生手的左、右厢应为各有五百人的军事编制单位。唐代宗永泰元年(765)，由宦官鱼朝恩统神策军，“其势寝盛，分为左，右厢”。[《资治通鉴》卷223。又《唐会要》卷72《京城诸军》说，唐德宗时，“兴元克复”，“始分神策为左、右厢，令内官窦文场，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”。按神策军分左，右厢的时间，应以《通鉴》为准。]当时不仅是中央军，就是地方军也往往采用左、右厢的编制。例如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郭子仪朔方军中，左厢兵马使叫张用济(《资治通鉴》卷221)。

五代时，左、右厢的编制更为普遍，而且是作为高等的军事编制单位，“时诸军皆分左、右厢，厢各有主帅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91注)。例如后周殿前司的铁骑、控鹤和侍卫司的龙捷、虎捷四大主力，都分左，右厢。周世宗嘉奖高平之战战功，任命韩令坤和赵弘殷(赵匡胤父)分别为龙捷左、右厢都指挥使，慕容延钊和赵鼎分别为虎捷左、右厢都指挥使(《旧五代史》卷114《周世宗纪》)。宋太祖的开国功臣石守信，曾在后周任铁骑、控鹤四厢都指挥使，兼管这两支大部队(《宋史》卷250《石守信传》)。北宋承袭周制，如捧日、天武、龙卫和神卫上四军，也分左、右厢。宋太宗端拱元年(988)，还“特置马步军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殿前捧日，天武四厢都指挥使”，分别由孔守正和范廷召担任(《长编》卷29十月甲子)。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一职，实际上也是沿用后周铁骑，控鹤四厢都指挥使的旧制。北宋厢一级的统兵官是厢都指挥使；除上四军外，如殿前司的马兵骁骑军、[《宋史》卷187《兵志》说骁骑军“咸平五年，分左、右厢”。据《长编》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，《玉海》卷139记载，骁骑军仅分“上、下军”，应是宋真宗后期已取消左。右厢的编制。]步兵虎翼军，[《宋史》卷187《兵志》不载殿前司的虎翼军分左，右厢，今据《长编》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已，《玉海》卷139。]侍卫马军司的骁捷军、骁武军、云翼军和侍卫步军司的虎翼军、勇捷军、威武军、清塞军、归恩军也分左、右厢，而其他大多数番号的禁兵却并无厢一级的编制。某些番号的禁军兵力很少，如殿前司的马兵清朔军仅有四指挥，擒戎军仅有五指挥，步兵宣威军仅有二指挥，神射军仅有五指挥，侍卫马司的忠猛军仅有一指挥，骁锐军仅有四指挥，武清军仅有一指挥，侍卫步军司的怀勇军仅有三指挥，怀顺军仅有一指挥，归圣军仅有一指挥，这类禁兵自然不可能设立左、右厢的编制。也有某些番号的禁兵，如殿前司的步兵广勇军，侍卫马军司的广锐军，侍卫步军司的武卫军、保捷军、振武军，宣毅军等等，兵力并不少，甚至多于上四军，却也不设左、右厢的编制。归恩军仅有二指挥，其左、右厢看来亦不是厢一级的正规编制。

按照五百人一指挥，五指挥为一军，十军为一厢的正规编制，每厢应有二万五千人。捧曰、天武．龙卫和神卫上四军既然各设左、右厢，则四军应各有五万人，共计二十万人。然而在事实上，上四军的兵力显然大大少于此数。宋真宗时，规定上四军“厢各三军，每军五指挥”，而捧日军与龙卫军每指挥仅有三百人或二百五十人(《长编》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，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)。如天武军与神卫军每指挥兵力和前两军相同，则捧日军和天武军每厢才四千五百人，四厢共一万八千人，龙卫军和神卫军每厢才三千七百五十人，四厢共一万五千人。此外，上四军还各设第四军，“以处所退年高者”(《东斋记事》卷2)。总的看来，大约因厢一级编制的兵力较多，各厢都指挥使的军权较大，故自北宋前期至中期，已逐步缩小或废弃左、右厢的编

制。宋太宗时特设的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两职，因兵权过大，逐渐成为虚衔。宋仁宗时，武将高化任泾原路副都部署、捧日，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龚州防御使(《

长编》卷111明道元年九月甲戌)，后两个官名都是虚衔，当时捧日和天武两军驻守开封，不去陕西戍边。葛怀敏在陕西与西夏对峙，也被授予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军职，“迁捧日、天武

四厢都指挥使”(《宋史》卷289《葛怀敏传》)。南宋初，王躞被杨么起义军击败，由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“降授龙，神卫四厢都指挥使”(《要录》卷79绍兴四年八月辛巳)，故人称“王

四厢”(《金佗续编》卷25《杨么事迹》)。事实上，他们都未统率上四军作战。宋太祖时，龙捷军左厢至少有六军，[《长编》卷10开宝二年九月辛未有“龙捷左厢第六军〔都〕指挥使潘光裕

”。]改名龙卫军后，至宋真宗时，已缩编为三军。捧日军在宋太宗时“分左，右厢，各四军”，而到宋真宗时也缩编为三军。虎捷军在“宋初指挥四十六”，后改名神卫军，“仁宗后止存指

挥三十一”(《宋史》卷187《兵志》)。可知厢一级的编制逐渐走向名存实亡。

军

厢下设军，在前引初唐李靖兵法中已有著录。五代时，厢下设军的编制较为普遍。厢的统兵官仅有都指挥使一员，而军的统兵官却有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两员。自后周到北宋，不少将领即

是由军的统兵官，升为厢的统兵官，再升为二司三衙的统兵官。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赏功，赵弘殷由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升龙捷右厢都指挥使，龙捷左(左厢)第二军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

御使(《旧五代史》卷114《周世宗纪》)。王审琦在后周任“铁骑都虞候，转本军右第二军都校(都指挥使)”，后又“转控鹤右厢都校”(《宋史》卷250《王审琦传》)。王彦升在后周“以功

迁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，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”(《宋史》卷250《王彦升传》)。韩令坤曾任后周“控鹤右第一军都校”(《宋史》卷251《韩令坤传》)。张廷翰“从世宗平淮甸，以功迁铁

骑右第二军都虞候”，“宋初，权为铁骑左第二军都校”(《宋史》卷259《张廷翰传》)。这些例子证明，后周铁骑、控鹤、龙捷等主力军的左；右厢之下，都有军一级的编制单位。当时还往

往称军和厢的都指挥使为“军主”和“厢主”。曹英在后汉时任“奉国军主”，后又“迁本军厢主”(《旧五代史》卷129《曹英传》)。李万全“隶护圣军，为骑土，累迁至本军都校，与田景

咸、王晖等从周祖入汴，号十军主”(《宋史》卷261《李万全传》)。郭威得以夺取帝位，在相当程度上依仗了护圣和奉国军十个军的兵力。护圣军和奉国军后改名龙捷军和虎捷军(《旧五代

史》卷111《周太祖纪》)。周世宗高平之战后，“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，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、厢者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91)。北宋开国的第二年，宋太祖“宴宰臣、节度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

史、统军、诸军、厢主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”(《长编》卷2建隆二年十一月壬申)。当时尚是五代余习，军都指挥使地位颇高，不像后来那样居于低位。

北宋军一级统兵官仍是军都指挥使和都虞候，“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，都虞候副之”(《东斋记事》卷2)。关于军的番号，如有龙捷左厢第六军(《长编》卷10开宝二年九月辛未)，效顺

第一军(《长编》卷63景德三年八月庚寅)之类，可见军之上设厢或不设厢，番号稍有不同。按照规定，北宋一军为五指挥，应有二千五百人，然而实际上也很不整齐划一。如在宋真宗晚期，

殿前司与侍卫步军司的两支虎翼军都是“左、右各五军，军十指挥”，如每指挥以五百人计，则海军为五千人，兵力比标准编额多一倍。此外，殿前司的马兵骁骑军和步兵神勇军、宣武军各

分上。下两军，每军十指挥。殿前司的马兵宁朔军、骁胜军和侍卫马军司的云骑军，武骑军，都仅有一军的编制，一军十指挥。[《长编》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，《玉海》卷139。按《东斋

记事》卷2作殿司和步司“虎翼左、右各三军”，有所不同。]殿前司的步兵广勇军也是“每指挥十为一军”(《宋史》卷187《兵志》)。其中骁骑、骁胜、宁朔、云骑、武骑等军，“每指挥及

三百五十人”(《长编》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，《宋史》卷194《兵志》)，则每军为三千五百人，比标准编额多一千人。殿前司的步兵龙骑军“为指挥二十，分三军”(《宋史》卷187《

兵志》)，每军的指挥数也显然高于五指挥的标准编制。至于其他不少番号的禁兵，其兵力在十指挥以下者，大约也只有一个军的编制。

指挥(营)

指挥这一级编制，至晚在五代时已有。如唐庄宗设亲兵从马直，“置四指挥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74)。唐明宗即位后，“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，使军校龙睡部之”(《资治通鉴》

卷275)。《五代会要》卷12《京城诸军》载：“后唐长兴三年三月敕：‘卫军神威、雄威及魏府广捷已下指挥，宜改为左，右羽林，置四十指挥。每十指挥立为一军，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

。兼分为左、右厢。”,“应顺元年三月，改左、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、右军，龙武、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、右军。”,“(后周显德)四年四月，以先降到江南兵士，分为六军，共三十

指挥，赐号为怀德军。”

北宋时，指挥是最重要的、最普遍的军事编制单位，其统兵官是指挥使和副指挥使。各种番号的禁军兵力，一般并非以厢、军或都作计算单位，而是以指挥作计算单位。军队的电戍和调

动，往往打乱厢与军的编制，而以指挥作基本军事编制单位。如宋真宗时，因辽军大举南下，“发永兴驻泊龙卫、云骑八指挥赴行在”(《长编》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己巳)。宋辽议和后，又

“令河东发并，代广锐骑军三十指挥归本道”(《长编》卷59景德二年正月庚午)。类似的记述不少。北宋前期和中期，人们经常议论所谓“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”的问题(《宋史》卷188《兵

志》)，乃是指禁兵在屯戍、调动和作战时，往往打乱厢与军的编制，而临时拼凑兵力和委任统兵官。至于指挥使和副指挥使与本指挥的官兵之间，显然并不存在“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”的问

题。每指挥兵力规定是五百人，实际上却往往少于此数，如前所述，按宋真宗时的规定，龙卫军甚至一指挥仅有二百五十人。宋仁宗时，包拯报告“冀州那移马军十指挥”，往外地“就食粮

草”的情况，开具了各指挥的兵力：“骁锐第三指挥三百五十八人”，云翼“第八指挥四百四十九人，第十一指挥四百七十三人，第十三指挥四百七十一人”，“第十四指挥四百六十二人，

第二十一指挥四百七十人”，“万捷第一指挥四百三十九人”，“万捷第七指挥三百七十五人”，骁捷“第三指挥四百二十五人，第五指挥四百五十人”(《包拯集》卷8《请移冀博深三州兵

马》)。宋神宗时，“步军司虎翼右(右厢)第二军第三指挥人员三百四十六人”(《长编》卷247熙宁六年十月丁亥)。各指挥实际兵力各不相同，大约是没有满员之故，如云翼军和骁捷军都分

左、右厢，其指挥番号却不象虎翼军那样，而是撇开厢与军的番号，另行统一编号，实际上也显示了指挥对厢和军的某种独立性。

都

晚唐、五代之际，军队中已有都的编制。唐僖宗中和元年(881)，宦官杨复光“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，遣牙将鹿晏弘、晋晖、王建、韩建、张造、李师泰、庞从等八人将之”(《资治通鉴

》卷254)。当时也已出现都头的称呼，“唐之中世，以诸军总帅为都头。至其后也，一部之军谓之一都，其部帅呼为都头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4注)。中唐时，都头乃是统帅的俗称，如唐宪宗

时，刘悟任都知兵马使，人称“刘都头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41)，这与后来仅作一都的统兵官差别颇大。王建后与韩建等投奔宦官田令孜，“皆录为假子”，“分其兵为五都”，“因号曰随驾

五都”(《旧日五代史》卷136《王建传》)。王建后来成为前蜀开国之君。田令孜除拥有随驾五部外，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，每都千人，分隶两神策，为十军以统之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6)

。其中包括天武都、天威都、捧日都、登封都，勇胜都、扈跸部、耀德都，宣威都、清远都等等番号(《资治通鉴》卷258，卷259，卷262)。大将高骈“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，号左、右莫

邪都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4)，则每都应有万人。可见晚唐时一都兵力，并无固定编额。五代时，都的编制依然流行。军阀朱瑾“募骁勇数百人，黥双雁于其额，号为雁子都”，后梁太祖朱温

“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，号为落雁都”(《旧五代史》卷64《朱汉宾传》)。后唐庄宗得到魏州的银枪效节都，“以为帐前银枪都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9)，“近八千人，以为亲军，皆勇悍无

敌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74)。除了某些特种军外，一般军队中也往往有都的编制，后梁开平二年(908)，“以右天武都头韩瑭为神捷指挥使，左天武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”(《旧五代史

》卷4《梁太祖纪》)。都头在指挥使之下，实际上表明了都已成为指挥之下的军事编制，北宋大将刘遇在后周“补控鹤都头，改副指挥使”(《宋史》卷260《刘遇传》)，由都的统兵官升为指

挥的统兵官。在南方，吴越的“苏州有营田军四都，共七、八千人，专为田事，导河筑堤，以减水患”(《范文正公奏议》卷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)。南汉刘铱“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，号媚

川都”(《长编》卷13开宝五年五月丙寅)。这些都属特种军，看来正规军只怕也采用都的编制。

北宋在指挥之下设都的编制，显然也是袭用五代旧制。都一级统兵官，马兵是军使和副兵马使，步兵是都头和副都头，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，尚有军头、十将、将虞候、承局和押官

。按照规定，“副兵马使、副都头阙，并转员后，取拣诸军军头、十将补填”(《长编》卷399元祐二年四月丁未)。但军头看来并非是各支禁兵中普遍设置的军职。[《宋史》卷187《兵志》介

绍禁兵各级统兵官，只有十将，将虞候、承局和押官，并无军头，而同书卷171《职官志》介绍“武臣奉给”时，军头又在十将之上。《兵志》不介绍军头，也可说明军头的设置并不普遍。]

宋仁宗时，欧阳修《乞差武卫人员》奏中说，侍卫步军司“屯驻淄州武卫第六十六指挥”，“并无正辖官员，只有权管副都头四人，亦并是往年曾在信安军作过之人”。其中“军头刘绪”、

“右十将孙荣、田荣、蔡斌”四人“元系本州武卫第九指挥内军头及右十将”，“准州帖，准步军司牒，权充第六十六指挥副都头勾当”。此外，尚有军头韩筠，左十将徐吉、贺进、谷兴、

段干和右十将王清、丁用、楚兴等八人“亦元系本州武卫第九指挥将虞候、承局”(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卷118)。可知武卫军中设有军头，十将还分左十将和右十将。然而据《嘉定赤城志》卷

18，台州雄节第六指挥编额五百人，除指挥使和副指挥使各一人外，另设都头三人、副都头五人，十将、将虞候、承局和押官各十人。威果第六十指挥编额四百人，也设十将、将虞候、承局

和押官各十人。这两指挥禁兵都不设军头。按照规定，一都应有一百人，这与实际编制人数不可能有太大的出入。宋仁宗时，尹洙说：“诸处马军每一都枪手、旗头共十三人，其八十余人并

系弓箭手；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，枪手一十六人，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。”(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20《奏阅习短兵状》)可见当时不论是马兵还是步兵，一都实际上也就是近百人。